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绿色壁垒制度存在着严重缺位。
法律的工具理性需要数字化，而人性则是无法数字化的。而法律的数字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避免权力向法律渗透的作用。
在社会尚未成型的刀耕火种的年代，人类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数字来安排、管理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了。[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实施)第3条。然而，自由裁量空间的缩小并不意味着自由裁量权的丧失或削减。(二)法律需要借助数字来表达 数字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个体感觉的规定性。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司法权力[25]，如同卡多佐所说，这是一种科学的自由寻找，[26]裁判是主观性或者说是个体性的判断过程，法官的个体因素，诸如喜爱和厌恶、偏好与偏见、本能与情感、习性与信念等，其意识深层的力量就必然会融入这一决断的过程之中，法官的职业道德、政治素养、法律业务水平也会影响其决定裁量的方向。
甚至听说，还有法院正在探索设计出一套计算机的运(应)用程序，试图通过计算机数据的运用，来完成司法复杂的定罪量刑，以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的因素。仍以贿赂犯罪为例，现行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可视作一个法律数字化的典型。西皮奥集团的存在标志着罗马社会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和罗马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
根据合乎人道的精神，实定法应当改善这种制度。由于这样的区分，使罗马法哲学传统中呈现出对于实定法的审视意识和批判意识。例如，乌尔比安认为，就民法而言，奴隶没有被认为是人：但根据自然法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社会成员在这个秩序中只是根据自己意思，就所处的环境调适自己的行为。
因此，衡平是个别行为事实中的正义。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是优士丁尼在位期间于公元530年责令特里波尼安以及另外两位著名的法学家编写的。
无疑是传统正义观念的衍生物。他认为，有一种普遍的自然法，它同等地来源于上帝的神意统治着世界这一事实，以及人类合理的社会本性，这种本性使人们与上帝相近。在那之后，法国以罗马法的蓝本制定了现代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当这部法典于1804年颁后不久被西欧大陆国家纷纷仿效继受，而那些国家许多地区在此之前已经长期适用罗马法。在这一点上，洛克心目中的自然法含义同西塞罗以及整个中世纪的传统理解并无二致。
当然，更不是几乎埋没于以现代民法名义通行于世的现代的现代纯理论学理的象寄生物那样过度发展中的大量规则。自然法被界定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4）理性，无论是一方面从逻辑的和哲学的原则意义讲。但从《法学总论》的上下文义分析，罗马法所使用的理性一词，泛指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它使人的道德、感情、举止高尚。
它在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自然法哲学，尽管其有致命的自身缺陷，但足以构成西方交朋友会发展的哲学主幕的全幅背景。
永恒法是上帝的统治计划，只有上帝知道。[34]参见上揭书，第251页。
[13]同上书，见p．36． [14]萨拜因，前揭，第192页。也许后人无法想象或不相信奴隶制是由人的怜悯心而产生的，流行于古典时代世界的一种现实作法[19]，它的合理根据规定在万民法中。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的关键之处，总不回避使用自然理性或按照自然理性要求这样的概念。西皮奥集团是当时的一个罗马贵族集团，它在西皮奥。[8]参阅Bryce：The Law of Nature，Essays in Jurispradence and Legal philosophy，Sel．by John C．H．Wu and M．C．Liang．Pub．by Sooehow Univ．Law School． [9]参阅Alan watson，前揭，Ch．VI． [10]见乔，霍·萨拜因著，托·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上册），中译本：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北京版，第183页。
当罗马法被征服者携带到世界各地时，当各个地方的属地法学家由于诚服于罗马法精湛的理论与实践的灵活性而在本地推广它时，尤其是当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与人类的自然本性是那么投合时，人们不得不服膺罗马法理性的统治。它认为，理性是一切人的法律，而不仅是智者的法律。
这个秩序不是服从命令中所产生的。除了上述理性、正义、衡平外，平等也是斯多葛派自然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因素。
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使罗马法中的奴隶制度和家庭制度逐步地发生了改革，这点本文的上篇已有论述。不过，应当肯定，自然法作为一种哲学有它自己发展的历史，罗马法学家们究竟把什么样的自然法注入了罗马法呢？ 从能够看到的罗马法学家著作的片断分析，他们是从下列几种意义上来理解自然或自然法的。
他说： 必须回忆一下，这逐渐渗入西方思想中的罗马法既不是古城市的古制度，也不是拜占廷皇帝经过删改的法律学。珀尼西厄斯认为，凡人皆有天赋的理性，是生而平等的，为了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每人必须享有基本人权。如此看来，学者们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是自然法这一哲学观念影响了罗马法的形成，而罗马法主要依靠自然法的思想力量且持久地征服了世界。[30]这一时期，法律哲学传统是，每一个人，无论是专业律师还是外行，都相信自然法是确定存在的，但这一信仰决不曾泯灭人们对法律特殊尊重。
那时，自然法作为一种传统的哲学文化已广泛地深入人心，人们普遍地相信，人是生而平等和自由的，平等和自由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由契约来规定，国王或政府也应当在契约之中。这种秩序的兴起，来自多种因素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合，与它们对涉及它们底事务的即时反应，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组人所能掌握的繁复现象。
如果我们只计算那些肯定归属于斯多葛派教条的法律条文的数目来衡量斯多葛学派对于罗马法所发生的影响，这将是一个严重的，虽然是很普通的错误。其原因是，当斯多葛派在雅典兴起时，雅典的城邦社会已经没落，斯多葛派哲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而当时，随着希腊城邦的解体而罗马的世界城则欣欣向荣，迫于世界范围的文化需要，罗马人有意识创造一种世界范围的哲学。
相对于人而言，正义是驱使他行善的唯一命令，这一命令同时又将抵制邪恶的义务强加给他。[7]见江平、米健：前揭，第5页。
他们的这种观念显然影响了象安东尼厄斯·皮亚斯这样的罗马皇帝，以及象保罗这样的罗马法学家。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25]。自然法成为罗马法哲学传统的成因很多。具体而言，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对自然法的定义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自乌尔比安的同名著作，尽管这个定义给后来的注释法学家造成了无穷的麻烦。
…… 但是国王有个在他之上的人物，那就是上帝。第四，对于平等的朴素追求 假如我说罗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结论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罗马法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
[24]参见优士丁尼，前揭，第5页。然而，如果我们只从自然法的革命性效果而推测罗马法学家的初衷，若这不是曲解的话，至少也算是片面的夸大其辞。
正因为如此，国王本人必须和他的臣民一样服从法律。这种哲学传统对于社会文明，特别是法律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连它最初的传播者们自己都无法估量的影响。
